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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美中友好志愿者的随想

信息来源: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更新时间:2006-12-12

和平队1最为奇妙、又最令人惊惧的一点莫过于它能在人的一生中变动对整个世界的视角。当我于1991年首次申请时,起初被告知要去非洲,于是几个月里我想象着自己在肯尼亚那炙热的赤道阳光下教授英语。那项任务从未付诸实施。但当我于3年后再度申请时,被告知很可能去蒙古。我想象着戈壁滩和大风飞扬的草原。然后又是俄罗斯—海参崴那斯拉夫式的严寒。最终,我们确定要来中国:碧绿的稻田,运输繁忙的河道,许许多多的人。这第四个幻想成为了现实—我于1996年7月飞抵中国,6年后的今天仍在这里。有时,我会想象在同一时期内可能发生而又从未发生的生活。

这种事情对父母而言是棘手的。和平队队员的父母们是一群有长期忍耐精神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形式进行服务,通常比两年还长。在计划阶段,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去哪里;之后他们担心打点什么行装;最后他们又担心发生在世界另一端遥远的国度里的事。和平队队员的家信再多,父母仍嫌不够。而后,当孩子终于回家时,经常判若两人。时常稍作逗留后又返回原处。

对我的父母而言,和平队是个抽象概念—他们都从未在发展中国家生活过,但他们对和平队怀有很深的敬意,他们的好友中很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是志愿者。在密苏里州 (Missouri)长大时,我常听父母赞扬这一组织;在他们眼里,这是年轻人度过两年时光的最有价值的方式之一。

而且,尽管发展中世界对我的父母显得有点抽象,志愿服务的概念却并非如此。在我的家乡,他们常常参加各种志愿组织的活动 — 为精神病人筹划活动;在施食处干活;在公立学校进行辅导。我父亲担任一支青年田径队教练;我母亲为一个监狱提高阅读能力项目工作。作为一个孩子,我被他们的活动之广泛所打动,但我也注意到一点:他们从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而且每项活动都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收获。我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我母亲则是教师,志愿工作自然地丰富和完善了他们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这帮助他们在所在社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时至今日,他们建立的许多友谊都是志愿工作的结果。即使他们一分钱报酬也没有,他们仍从志愿者经历中获益匪浅。

我对和平队持有相同看法。我明白,如果我要花两年时间在某件事上,我希望从中有所获益,可以是一门技能,或者一种新的视角。我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想和我所喜爱并尊敬的人相处。敬意是一个关键因素,因而我试图将和平队看作一种互换,而非简单的志愿服务。这一经历必须是平衡的:我付出多少,也想得到多少。我对慈善或怜悯活动不感兴趣;我希望到世界上一个新的地方,在那儿能直视人们的眼睛,互相平等对待。我希望成为他们群体里的一份子,和其他人一样有所付出也有所收获的一个人。在和平队里,志愿者没有高额薪水,但他们仍有酬劳:新的语言能力、新的工作技能,以及关于如何在海外生活的新知识。

在中国,我的这种观念容易成为现实。1996年夏天来到四川省时我27岁,而中国文明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已经运作了约5千年。中国能削减人的自大,不可能带着过度膨胀的自大心来到这里。它那丰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赫然耸立在我面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我无法在这里学到些什么,那我在哪里都学不到东西。

我的学生对我持有相同看法。我和另一位名叫梅致远(Adam Meier)的年轻和平队志愿者一起,被派往长江边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在当地一所师范学院教书。在此之前涪陵和外界接触不多,亚当和我去的时候城里只有一个外国人,但他不久后就返回德国。我的许多学生此前从未见到过外国人,他们几乎都出生于四川农村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他们的祖父母很多都是文盲。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处于弱势;他们关注当下的机遇,而非过去的失望。我班上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快乐与悲伤。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批判。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良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其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这一说法对我的学生同样适用。他们很有耐心,刻苦用功,不娇生惯养;他们非常珍惜机遇,知道不久前这些还是不可能的。我试着从他们的事例中学习,用完全一样的方式看待涪陵。10年前,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不可能在这个城里生活,我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罕见的机会。我能够探索中国的这个近来与外国人接触很少的地区,我也能够与那些渴望了解我的人相互交往。我努力学习汉语,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呆在城里,与人们交谈,试图理解这个小城的运作。

加入和平队之前,我曾就学于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和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但我可以坦诚地说,我在涪陵学到的至少不比在这些大学学到的少。这部分由于我在教书的同时也在学习— 这些过程互相融合,直到我无法准确分辨出教书自哪里结束,学习又从何处开始。到两年期满时,这已经成为一种循环,我认为这一过程正是志愿服务的目标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循环仍然延续着。和平队中国项目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志愿服务期满后的大量机会,由于中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而汉语技能在美国人中尚不多见,离开和平队后有许多机会。告别和平队后,我成了一个专写中国的自由撰稿人,还就我在涪陵的日子写了一本书。我现在的职业很大程度上以在涪陵的日子为根据。在北京这儿,我和另一个现在也在首都工作的前志愿者同住,其他许多人也都回来了。我们的世界的已被彻底变动了,我不打算一辈子住在中国,但我知道它永远会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我住在哪里,都会记得涪陵教给我的关于志愿服务的东西—那不是试图付出或索取的问题,而是达到难分彼此的境界。

编者按:本文作者在其所著《水城:生活两年在扬子江畔》(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一书记载他作为和平队队员在四川省涪陵的经历。该书可在北京和上海外文书店和北京友谊商店购得。目前他是《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驻北京记者。

和平队于1993年初次来到中国,当时队员不到20人。目前,在中国的81名志愿者主要在四川、甘肃和贵州的20多所师范大学和学院担任英语教学工作。此外,该队还进行一些小规模环保教育项目。到2002年底,美中友好志愿者在华人数将达到约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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